七月,吉山率领商船浩浩荡荡回到了番禺。出发的时候是十艘船，回来的时候则是十七艘。其中七艘是来自波斯的商船，这些船并非来自同一家商号,而是几个商号,跟着吉山的商船一起来的。

在吉山的引荐下，萧彧亲自接见了几位波斯商人。吉山和闵翀帮忙做翻译,双方相谈甚欢。

萧彧尤其注意了波斯人写数字的方式,居然并不是阿拉伯数字，而是罗马数字。

萧彧仔细想了想，他从前让闵翀去波斯的时候留意当地人的语言文字习惯，他带回来的也没有阿拉伯数字，难道是阿拉伯数字还没被发明？抑或是还在印度没有被阿拉伯人发现？这其中的细节他就不得而知了。

看来这阿拉伯数字还得自己编啊，以后若是跟印度数字重合,只能说是巧合吧。

萧彧接见完波斯商人后,为他们签发了通商令,允许他们来广州、崖州与交州等地经商。

这些波斯人是天生的商人，他们的足迹遍布南欧、北非、中亚甚至遥远的东亚，哪里有利益，他们就往哪里去。

早在西汉时期，他们就通过陆路抵达了中原，与中原人交换货物，用优良马匹、香料、珠宝等换取他们所需的丝绸、瓷器和茶叶等。

两汉之后,中原大乱，无力控制西北地区，西北地区在不同的胡人政权手中频繁易手,扼断了波斯与中原地区的通道,路上丝绸之路被迫中断。

但还是有小部分勇于冒险的商人通过海上抵达中原,继续着海上丝绸之路。然而大海要比陆地的风险大得多，走这条路的很少，很少有像萧彧这样以官府的名义进行大规模出海贸易的。

萧彧此举，实则是鼓励了两地的贸易，也给本国的商人起到了示范作用，他们也可以像朝廷和波斯人一样，开船出海，去跟海外的商人进行商贸。

毕竟最近官府与波斯人在番禺城中售卖的货物实在是叫人眼馋，不仅商品琳琅满目、稀奇古怪，价格也让人眼红得不行。

以官府的名义开店是萧彧的决定，这个决定提出来的时候，遭到了朝中不少大臣的反对，理由无非是士农工商，商为最末流，朝廷怎么能够掺和进去呢，实在是太掉价了。

闵翀就直接在朝堂上打起了算盘：“诸位大人觉得行商是掉价的事？那我们就来算算账吧：诸位大人知道自己的俸禄是多少吧？朝中一年要为官吏与学塾夫子支付多少俸禄？养兵一年要花费多少银子？钱从哪里来？光靠收那点粮食就足够了吗？诸位大人可知道番禺城中一年商铺税收几何？官府商贸行的收入又是几何？……”

他的问题连珠炮一般朝外抛，说得那些大臣们哑口无言。最后闵翀将算盘一收，说：“……不要瞧不起经商的，你们的俸禄都指着它呢。”

萧彧在上首听得忍俊不禁，笑了好几回，这时候趁机说：“闵大人说得极对，无农不稳，无商不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钱，是什么都干不了的。不管是治理各郡县，还是攻打北方，都需要大量的银子。这银子只能从商业中来。”

百官再无反驳的理由，他们的陛下从来都是反传统的，言出必行，所以这商贸行是开定了。

闵翀认为，他们不仅要在番禺开商行，也要在广交崖各郡县开，还要开到北边去，建业、骆阳、长安等大中型城市都要开。

这些商行不仅能赚钱，还能作为情报收集站，为未来的北上战争做准备。

以后更多的波斯商人与广州商人都加入到航海贸易中来后，货源就会源源不断了。

官府与波斯人在城中开了商贸行后，城内逛街的男女老幼都多了不少，首先是要去看看高鼻深目白肤的波斯人，其次是要去看看那些来自海外的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就在官府与波斯人的商贸行开起来不久，街上又冒出了一些本土货物商行，而且还挺有针对性，比如丝绸、瓷器、茶叶等，专门就是为波斯商人准备的。

萧彧对此乐见其成，只有资金流动起来，财富才会持续增加，因为需求会刺激商品的不断生产，有了生产就会有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