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基督山伯爵长期生活在巴黎上流社会里，他一定会意识到德·维尔福先生对他做出的姿态堪称非同寻常。

无论执掌王权的是长子支系还是次子支系，无论当权的大臣是空论派[1]、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德·维尔福先生始终是宫廷红人，政治上的不倒翁，按通常的说法就是玩得转的人。恨他的人很多，但也有人回护他，可是没有一个人喜欢他。他在司法界地位很高，而且这地位犹如哈雷和莫莱[2]一样稳固。他的客厅经年轻妻子和前妻所生刚满十八的女儿的一番操持，已然跻身巴黎正统沙龙之列，以崇尚传统、讲究礼仪著称。德·维尔福先生本人礼数周到、态度冷漠，对政府决策忠贞不贰，对理论和理论家鄙夷不屑，对爱发空论的观念学派深恶痛绝，凡此种种，构成了他的内心世界，也是他公开标榜的人生哲学。

德·维尔福先生不仅是个法官，还可以说是个外交家。凭着他与前朝的关系，当今王室对他颇为倚重，而他提到旧朝时态度也极为恭敬。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朝廷因此不仅常要容让他三分，有时还会有事向他咨询。自然，当朝若能有把握除掉此人，情况也许会有所不同。但德·维尔福先生好比旧日敢于违抗君命的封建领主，置身于不可攻克的城堡。这座城堡，就是检察官的职位，他巧妙地利用这个职位为自己捞到了所有好处，而且决不会轻易离职，除非有一天当选议员，放弃中立，转到反对派的立场上。

一般，德·维尔福难得拜客，也很少回访。出访会客，都由他妻子出面，这一点在社交界已得到默许，原因自然归结为检察官先生公事繁忙，抽不开身。实际上这只是一种端架子，一种贵族派头，只是在实践他信奉的一句格言：让人见你自重，你就会被看重。在我们的社会里，这句格言可要比希腊人的箴言人贵自知管用一百倍，时至今日，自知要比知人难得多，而知人要比自知有用得多。

德·维尔福先生，对朋友而言是强有力的保护者，对敌人而言是冷峻强硬的对手，对既非朋友又非敌人的人而言，则有如一尊雕像，俨然是法律的化身：待人接物居高临下，举止神态冷漠无情，目光时而晦暗呆滞，时而犀利多疑；而就是这么一个人，巧妙周旋于四次革命之中，地位愈来愈稳。

德·维尔福先生名声在外，是全法国最没有好奇心、最不为俗事所累的人。他每年在宅邸里举办一次舞会，但他露面的时间仅一刻钟，比宫廷舞会上的国王还少四十五分钟。在剧院、音乐会，或者其他公众场合，从来都见不到他的身影。有时，他偶尔也打几副惠斯特牌，这时牌桌上自然都是跟他身份般配的搭子：某位大使、某位主教、某位亲王、某位庭长，或者某位孀居的公爵夫人。

此刻停在基督山府邸门前那辆马车的主人，就是这位检察官先生。

贴身男仆进来禀报德·维尔福先生来访时，伯爵正俯身在一张大桌子上看地图，查找从圣彼得堡到中国的路线。

王室检察官走进客厅时，步履如同走进法庭一样庄重而刻板。他还是我们在马赛见过的那位代理王室检察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已经步入中年的那位检察官。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这一法则对他也不例外。身材由单薄变得消瘦，脸色由苍白渐渐泛黄，往里眍的眼窝陷得更深，金丝边的夹鼻眼镜似乎成了脸庞的一部分。除了那条白领带，浑身上下是清一色的黑色，唯有钮孔上镶着细细的红绲边，犹如红笔画出的血痕。

虽然基督山自制力极强，但他向检察官还礼时，还是情不自禁地带着明显的好奇心打量了对方一眼；而检察官先生素来对传闻抱怀疑态度，从不轻信那些说得神乎其神的社会新闻，所以在他眼里，这位外国贵人——大家都这么称呼基督山——并非来自罗马教廷的巨擘或《一千零一夜》里的苏丹，而是想来闯荡一番的骗子或从流放地逃出来的坏蛋。

“先生，”维尔福尖声说道，当检察官的在庭审辩论中习惯了这么逼紧嗓子说话，平时跟人交谈时，他们往往不能，或者说不想换一种声调，“先生，承蒙您对我妻子和儿子出手相助，我理应当面向您道谢。因此我特地来履行这一义务，向您表示我的谢忱。”

法官在说这番话时，冷峻的目光中仍然满含平日的骄横之气。这几句话，他拿出总检察官的架势说得一字一顿，颈子和肩膀都绷紧着，正如我们上面说的，俨然是那些奉承他的人眼中代表法律尊严的雕像。

“先生，”伯爵冷冰冰地回答说，“能为一位母亲保全她的儿子，我深感欣慰，因为人们常说，母爱是最神圣的感情；先生，能这样做是我的快乐，因此您不必感到有义务向我表示谢忱，尽管那想必会使我感到不胜荣幸之至，因为我知道，这份恩惠德·维尔福先生是从不轻易施予别人的，然而，无论这份恩惠怎么珍贵，它还是没法跟我内心的满足相比的。”

维尔福没想到对方会说出这么一番锋芒逼人的回答，不由得愣了一下，犹如士兵感到身上的铠甲被人猛击了一记，刚才露着轻蔑表情的嘴唇微微牵动一下，说明从此刻起，他不再把基督山伯爵当作一个谦恭的绅士了。

他向四下里看了看，想给业已中断，而且看来无法继续下去的谈话另外找个话题。

他瞧见了刚才进来时基督山在看的地图，于是开口说道：

“您研究地理，先生？这种研究很有意思，对您这样想必到过地图上许多地方的人来说，就尤其如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