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角度而言，曾经担任内史，且没有出岔子的人，也确实能满足丞相的能力要求——毕竟做了丞相，要管的地方，也没比做内史时大多少嘛！
能在内史任上管理好关中，那就必然能在丞相任上，管好关中，以及关东多出的那几十个县。
所以在汉室，除了功勋卓著，子孙受惠的开国元勋，以及周亚夫、卫霍这样于天下有大功的武人之外，寻常官僚要想一展胸中报复，染指丞相大位，就普遍需要尊崇汉室官场特有的秩序。
第一步：要么被举贤良方正成为侍郎，要么恩萌为郎中；要么凭借武力成为中郎，亦或是通过赀官，成为赀郎。
说白了：先以郎官之身，在宫里历练一番就对了。
之后，就是大部分官员晋升生涯所不可避免的经历——外放！
如果是侍郎，那一般是酌情外放为郡守、县令这样郡县主官，辅以郎中为副官；中郎外放为郡尉、县尉、都尉这样的武将。
至于赀郎，则因为商人出身的政治污点，很少能得到外放的机会，只能如历史上的文帝廷尉张释之那样，等候袁盎之类的‘恩主’举荐。
外放，算是官僚生涯当中最为关键的一环，表现好了，那重回中枢，立刻就是有丰富治政经验的人才！
可万一表现的不好，甚至只是表现得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就很容易淡出朝堂的视野，乃至于被天子忘记，在地方干到告老还乡。
在地方得到出色的政绩，并借此回到中枢之后，官僚普遍会被任命为九卿副职，或在长安两军任校尉之类的职务，寻求建功立业的机会。
再之后，就是熬。
要么在九卿副职的位置上熬死上司，并保证自己是九卿候选中最有竞争力的一人，要么在南北两军熬到战争机会，并在战斗中立下功勋，为自己的官僚生涯打下坚实的‘成份’基础。
而九卿当中，除了内史本人之外，剩下八个人当中但凡有点雄心壮志的，追求都只有一个：成为内史！
因为只有通过内史证明自己的能力，才有机会向三公，即御史大夫之位展开冲击。
也只有御史大夫之位，能稳稳的预定一张丞相大位的门票。
虽然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同为三公，但太尉本就属于军政系统，只能通过武勋获得；而丞相和御史大夫，更像是‘正副职’的关系。
想想也知道：从县令直接身为郡守的概率，无疑比郡丞副官转正成为郡守的概率小得多。
在汉室朝堂也一样：相较于从九卿直接成为丞相，更多的情况，还是从御史大夫这个‘亚相’的位置副官转正，顺理成章的成为丞相。
既然在汉室，御史大夫=准丞相，那成为御史大夫的条件，自然也是苛刻无比了——与‘非侯为相’一样，通常情况下，御史大夫也很少出现没有彻侯之爵的显现。
想想也正常：一个武勋都还没达到封侯要求的官僚，在汉室很难有什么作为。
自然而然，作为‘准御史大夫’的内史，自然也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彻侯之爵’的身份要求。
在汉室初，类似的政治潜规则并不明显——毕竟汉室前几位丞相，其政治轨迹都是‘平民-功臣-丞相’这样的逆袭式上位。
早已在战争中证明过自己能力的开国元勋，不需要再走郎官-外放-任九卿-为内史-晋御史大夫-拜相这样的轨迹。
如萧何这样的猛人，当初就几乎是从一个负责后勤粮草的‘后将军’，直接成为汉相的逆袭典范。
平阳侯曹参，虽然在萧何去世前做过齐国丞相和御史大夫，但曹参在开国功臣中的声望，丝毫不比萧何底。
在刘邦称帝，并‘论功行赏’时，大半舆论都以为，随刘邦南征北战，身负七十余创的平阳侯曹参，应该排在第一。
只不过刘邦强行把萧何排在了第一位，这才让曹参成为了汉室第二位丞相。
而现如今，开国元勋大半凋零——在陈平死去、审食其为相的那一刻，汉室就基本告别了‘开国元勋’为相宰的时代。
毕竟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无论是如今的辟阳侯审食其，还是即将接替审食其的北平侯张苍，亦或是将来替补张苍的故安侯申屠嘉，都算不上开国元勋当中的佼佼者。
审食其无论是爵位，亦或是如今丞相的官位，都属于‘恩封’的范畴，和审食其的功勋关系不大。
张苍成为丞相，则更多是出于出色的政治手腕，以及‘荀子门徒’的舆论话语权。
说白了，人家成为丞相纯靠治政能力，武勋只是达到了及格线而已，并不像开国时的萧何曹参那般，占据主要因素。
至于再往后的申屠嘉，那更是不用说——申屠嘉食邑五百户的故安侯，甚至都不是高皇帝封的！
说白了，申屠嘉根本算不上开国元勋。
这样一来，类似‘非侯勿相’‘非侯勿御史’，乃至于‘非侯勿内史’这样的政治潜规则，在汉室政坛自然也就愈发直白。
毕竟如今的汉室，已经没有可以依仗的开国元勋，官员能力是否出众，只能通过其过往的执政经历作为参考，以得出一个基本准确的判断。
即便如此，此时汉室选拔郡守、郡尉一级的地方官僚，更多还是以开国时立下的武勋为主要参照。
那申屠嘉来说，就是从大头兵一点点成为军官，并折道成为淮阳郡守的鲜活例子。
但再过几十年，在开国时立下功勋的所有人都化为黄土之后，还是就见迎来一次十分严重的人才断档期。
在历史上，这一时期恰好是景帝一朝。
贾谊、晁错这样的有识之士不再出现，开国元勋当中，就连申屠嘉这样的‘最后排面’都告别人世，汉室，陷入了史无前例的官僚紧缺时期。
恰恰是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才让从汉初就一直抬不起头的儒家抓住机会，凭借‘有教无类’的人海战术一点点发扬壮大，并最终在武帝一朝开花结果，达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伟大胜利。
而这一世，刘弘必然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正所谓流水不腐，又有言道：生于安乐，死于忧患。
即便单单出于‘让儒家时刻保持紧迫感’的考虑，刘弘都会尽量保留百家学说，以求百家争鸣的状况，成为汉室之后百年的常态。
更何况诸子百家中，早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且其余诸家学说当中，也有许多儒家所欠缺，却于国家大有裨益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