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贾谊做尚书令，是刘弘考虑很久之后，才做出的决定。

秦六尚之尚冠、尚衣、尚食、尚沐、尚席、尚书，被汉室尽皆沿用；而现如今，这六个属衙还隶属少府之下。

此时的尚书一职，与其他五者也没什么不同尚冠，就是负责皇帝的冠冕；尚衣也只是字面意思，负责皇帝的服装。

而尚书，也仅仅是替皇帝整理书卷宗的秘书而已。

但作为穿越者，刘弘却十分清楚尚书一职，具有多大的潜能。

别的不说后世三省六部制下，各部的首官，便以尚书为名！

即便是在如今汉室的三公九卿制下，尚书所能发挥的效用，也远比如今的掌御用之笔墨要大。

须得一提的是，汉室的政治运转流程，是将战国时的政治框架大半继承的。

当有某件事需要朝堂中枢处理，这件事首先会被送到九卿有司。

如法律案件，会被送到廷尉；民事纠纷，会被送到内史；宗室之间的茅盾，则交送宗正处置。

也就是说，理论上，非但皇帝没有直接插手政务的必要，就连三公，都置身于整个运转系统之外。

这也是汉初，黄老思想能蓬勃发展，一举成为执政学派的原因。

九卿负责政权日常运转，那三公，以及地位更高的皇帝需要做什么呢？

如果说，汉九卿可以比喻为一台机器的各个组成部分，那三公，就是一直守候在这台机器边上的修理工。

在机器开始运转之前，皇帝和三公编写好运转程序，这就是朝堂共议，制定方略的存在意义。

机器运转中出了问题，作为修理工，三公就要站出来，让机器恢复正常运转。

如果是官员出了问题，那就由御史大夫调查官员；问题导致了武装冲突，就由太尉举兵镇压。

而这两种，算是比较极端的状况。

正常情况下，机器组件九卿出现问题，普遍是比较温和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种时候，就是首席修理工，丞相出面整合了。

如果是组件出了问题，那就更换组件换九卿，如果是程序出了问题，那就修改程序朝议。

而这，便是丞相滔天权势的来由：理论上，丞相有权指出这台机器的任何一个部分，包括组件九卿和程序策略失当。

至于皇帝，则是这台机器政权的拥有者。

作为拥有者，皇帝理论上确实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要想这台机器正常运转，又不得不尊重丞相、御史大夫等修理工的建议。

丞相说没问题，那不一定没问题；但丞相都说有问题，那就必然是出了岔子！

这种时候，皇帝作为机器拥有者，就要着急各个修理师傅们三公，商量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好让机器更好的运转下去。

在这个过程中，皇帝和每一个财富拥有者一样，都会被修理师傅们当做啥也不懂的门外汉。

自然而然的，就有了垂拱而治圣天子这种大逆不道的言论。

你安心做你的老板得了！

反正机器咋修、咋运转你都不懂，放给我们这些专业人士来负责就可以了！

如果是个机器，作为天子的刘弘自然可以大手一挥，安心的做甩手掌柜，坐等机器产出受益即可。

但如果是一个政权，刘弘就不可能放有专业人士去捣鼓了。

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

不管我懂不懂，这都是我的机器！

你再怎么专业，你也只是我雇佣来的打工人！

道理是这个道理，但在华夏隐晦的化底蕴背景，尤其是汉官刚烈之风愈烈的现在，话不能说这么直白。

这种时候，就需要一个人做缓冲，来缓解刘弘这个大老板，跟三公九卿这些修理工们的矛盾了。

在后世，这样的群体被称为秘书，或者助理。

而在刘弘看来，这样的人，大小长短正合适，刚好就是尚书令！

例如，老板想要改变机器运转的程序，如果直接去找修理工，很可能得到一个你不懂就别bb的下场。

但要是派秘书去，效果就不一样了。

同样的道理：当刘弘对朝堂运转的某一部分不满意，如果直接去找三公九卿商议，那即便刘弘具备穿越者的宽阔视野，也免不了要被认为外行指导内行。

但尚书令，或者说尚书台的存在，就可以将这种矛盾无线淡化。

比如说，刘弘想要在内史属衙进行改革，要是直接大咧咧开口，那必然会被喷的满脸唾沫。

找秦牧、汲忡这样的托，一次两次没什么，次数多了，也早晚会被朝臣看透。

这种时候，如果是尚书台出来建议，刘弘再顺势扔给朝堂，事情就简单多了。

啊这个，尚书令觉得吧，你们这搞得有点问题，朕也不知道是啥问题，要不，你们自己个儿说说？

这样一来，朝臣根本顾不上怨刘弘，而是要好好琢磨这个问题：我有问题？

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即便真的有怨恨，也必然都被尚书令吸引大半。

说白了：让贾谊去做尚书令，顺便提高尚书台的政治地位，其实就是刘弘找了个可反复使用的背锅侠。

至于为什么刚认识，就要把贾谊往死里坑，就是刘弘另外一层考量了。

作为百年、甚至千年难出的旷世之才，此时的贾谊，还是有些太过于年轻了。

对于贾谊，刘弘地期望是非常高的好好雕琢一番，贾谊的下限也起码是两个萧何加一个张良！

但这样一个人，在历史上却沦落到抑郁而终的下场；汉室非但没能因贾谊而得到升华，反而因贾谊的不得志，逐渐演变出不够老就不靠谱的畸形人才观。

而贾谊在历史上沦落到那般天地的原因，济南浮生的那句评论，或许就能给出答案。

贾生之才，当国士之称；然其刚愎自用，未讳至刚易折之礼

说白了，就是贾谊才能有，还是大大的有；就是情商不高，根本不会跟人打交道。

这从历史上，贾谊被帝任命为博士之后，在朝堂引起的波澜就足以看出。

周勃、灌婴、张相如、冯敬光青史有名的重臣，贾谊就得罪了四个！

除陈平外，贾谊更是将帝初登位时，朝中话语权最大的几个人得罪了个遍！

这样的情商，显然不足以担负起刘弘的期望。

而尚书令，就是一个十分磨练人情商，以及人际交往能力的职位。

替皇帝挨骂，还是挨丞相、御史大夫这样的重臣的骂，贾谊要还是学不会与人交往，那就活该抑郁而终了。

在刘弘看来，贾谊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性格缺陷，除了阅历太浅之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没有遇到过挫折，没有认识到人间的险恶。

说白了：贾谊就是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

而对于理想主义者，刘弘永远信奉那条人生哲理：真正有才能的理想主义者，应该是在认识到人间险恶之后，依旧能满怀理想的人。

而尚书台，几乎足以将人世间，或者说政治中的所有龌龊，完整的摆在贾谊这个理想主义者面前。

各属衙相互推诿、扯皮，为了经费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大打出手，乃至于因为刘弘地一道诏命而将尚书台掀个天翻地覆！

这一切，都可以帮助贾谊更早的认识到人性，认识到人心。

当贾谊从尚书台昂首走出，并依旧满怀理想的时候，就是这个摧残的明珠，闪亮华夏大地的时刻！

当刘弘得意于自己将袁盎那个老油条，塞进贾谊这么个理想主义者的身边时，两道老态龙钟的身影，也出现在了司马门外。

汉正武元年，丞相和御史大夫，第一次同至未央宫，与刘弘进行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