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朝仪结束之后,刘弘下令摆驾长乐宫,照例拜会太后张嫣。
坐在御辇之上,刘弘思虑着今日大朝仪,不由感到一阵
心绞痛!
道理在正常不过逢年过节,做领导的是要发红包的
光今天一天,少府就撒出去了数以万万计的铜钱,以及同等价值的布匹、酒肉。
一想起那堆积成山的小钱钱,就因为过了个新年就被挥霍一空,刘弘便觉得一阵胸闷。
不过好就好在:新年领导要发红包,作为下属的,也要送礼。
汉制:彻侯勋贵在年初第一天,随同天子拜谒高庙的时候,需要奉上酬金。
如今汉家彻侯百余家,刘弘才得以收回近万金,以弥补府库的支出。
怪不得刘弘这么小气,连给朝内官员发放福利都舍不得实在是今年的状况,已经糟糕到刘弘必须省吃节用,甚至计较每一枚铜钱的地步。
原因无他:相较于往年,今年汉室农业总产出,足足下降了三分之一!
农产降为原来的三分之二,再结合汉室十五税一的百分比税率制,就不难得出结论:今年的农税,也将只有往年的三分之二。
刘弘特地查过:去年的农税,大约是在二十一万万钱左右。
而今年,农税将很有可能只有十四万万钱。
足足少了七万万钱!
这对于如今,财政状况已然捉襟见肘的汉室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
须得一提的是,汉室财政,是分为两个部分的:皇帝掌控下的少府,以及丞相掌管的国库。
每年的税农税、赋口赋,便分别进入国库和少府。
而汉室立至今不过二十余载,天下都还没完全从秦末战火的荼毒中缓过神来,此时的国库,基本和后世的倒钱男孩一样,属于年光族。
每年的农税送抵国库之时,这一笔钱,就已经有了各自的去处:军费、俸禄、行政支出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农税一下削减为原本的三分之二,受影响最大的,无疑便是执掌国库的丞相府了。
与之相反:刘弘地小金库少府,丝毫不会因农业产出的波动而受到影响。
口赋一百二十钱,白纸黑字写在汉律之上!
只要是成年,且在官府留有户籍的百姓,都需要缴纳这一份口赋。
也就是说:国库的农税能有多少,取决于当年的收成好不好;而送入少府的口赋有多少,只取决于天下有多少壮丁。
相较于农业产出的波动,天下成年人数显然更稳定,也更不容易受外来因素影响。
结合这些状况,汉室在今年的政治格局,就很明显了:手中无钱,甚至缺钱的丞相府,将在很多情况下,只能无奈的忍受刘弘胡作非为!
道理很简单:官员才不会管你国库有没有钱,爷们儿做了县令,就得吃那六百石的俸禄!
而丞相府肩担发放官员俸禄的责任,国库又拿不出钱,无奈之下,只能由丞相亲自前去求刘弘:陛下呀国家发不起工资啦
这样的一幕,必然会发生在今年的某一天。
到了那时,刘弘就将掌握很大一部分政治主动权。
哦国库发不起工资了啊
那就只能从少府拨款,发放俸禄咯?
那这样一来,丞相可就欠了少府好大一个人情啊?
到了那时,丞相府就只能坐视,甚至配合着少府,进行一些不那么符合官僚集团利益,刘弘却非要推动的事务。
什么,币制改革啦武器锻造啦
乃至于,默认刘弘在上林苑建造一个作坊,专门研发黑科技,等等等等。
这也是封建时代,皇帝普遍渴望掌控财权的原因:兜里有钱,嗓门都能大三分。
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
武帝手握汉少府数百万万的小钱钱,才能脑门儿一拍,撇开了整个朝堂,把匈奴赶到了西伯利亚捏泥巴!
崇祯没钱,则等来了李自成武装讨薪。
同样的道理:皇权之所以至高无上,并不是因为其真的生而神圣,亦或是口含天宪,言出法随。
真正能支撑其皇帝威权的,只有手上的刀,和口袋里的小钱钱。
至于那些生而神圣言出法随之类的话,顶多也就骗骗老百姓。
能把官僚集团紧紧攥在手里的,只有随时可能砍下的铡刀,以及能按时发出的工资、按时拨下的经费。
具体到汉室,充当皇帝的小金库的,便是少府。
在过去数十年,少府的支出普遍维持在每年数万万钱作用,用途主要集中在宫廷维护、日常支出,以及偶尔的赏赐之上。
而收入,则是随着天下人口的增长而稳步上升。
光是去年,少府收入的口赋,就有接近十五万万钱之巨!
根据人百二十钱的口赋标准,去年一年,汉室就有一千二百五十万人,向国家缴纳了人头税!
也就是说,只要不发生突发状况,少府的库存,就能以每年十万万的速度缓缓积攒下来。
反观国库,则是每年的农税都被花费一空,碰到今年这样的特殊状况,还得丞相腆着老脸,跟皇帝的少府借钱。
实际上,光是这样的财政格局,就已足以支撑起汉天子的无上权柄国库要么年光,要么缺钱;少府永远有存款,天子应该立于不败之地才对?
可实际状况却是:有汉一朝,先后发生过数次皇权不稳,乃至于江山变色的动荡!
太祖刘邦、孝惠刘盈之后,诸侯大臣串连一气,诛杀后少帝刘弘,扶立了代王刘恒!
帝刘恒之后,景帝刘启更是差点被逼着立弟弟刘武为皇太弟!
景帝的儿子刘彻,登基之后也险些因建元新政而被废黜。
武帝之后就更不用说了昭帝刘弗陵年二十而亡、废帝刘贺在位仅二十六天,就犯下了一千一百二十七宗罪孽
若非宣帝力挽狂澜,汉室天下,只怕根本等不到王莽,就要灭亡于公元前。
对于西汉前半程的皇权动荡,大多数人认知中,主要原因是汉初的那几位太后。
若非吕后,代王刘恒必然不能登基!
若非窦后,梁王刘武肯定不会窥伺大宝!
若非上官太后,昌邑王绝对不会被废黜!
但没有人注意到,在这一桩桩、一件件历史事件的背后,出现的另一类身影。
陈平、周勃讨伐诸吕,迎立代王!
刘屈氂煽起巫蛊之祸,戾太子兵败身亡!
霍光把持朝政,因一己之言而行废立之事!
看上去,汉初的皇权动荡,都是因为太后的昏庸自私所导致。
但没有人注意到,在这些事件的背后,本该成为皇帝左膀右臂的丞相,或者说权臣,却没有丝毫忠义可言。
所以在刘弘看来:无论是诸侯大臣共诛诸吕,亦或是巫蛊之祸、海昏侯之废立,都与太后关系不大。
真正导致这些事件发生的,是汉初存在一个极其隐晦,而又日益尖锐的矛盾。
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天然对立!
实际上,除了汉高祖刘邦一人,能凭借开国之功,勉强压制相劝侵食皇权之外,后来的每一个汉天子,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相权的掣肘,乃至于威胁。
gu903();惠帝刘盈,整个皇帝生涯,都在丞相兼皇帝太傅曹参的口水下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