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等恭迎陛下，吾皇长乐未央~”

在朝臣百官，以及不知为何，在这天刚蒙蒙亮时出现在北阙外的百姓注视下，刘弘单薄瘦弱，而又笔挺的身影，出现在了北阙之上。

只见刘弘稍一拱手，朗声道：“自先皇夭亡，朕以未冠之年临朝，至今已有五载。”

“彼时，尚有太皇太后镇坐长乐，奉高皇帝之遗命，临朝称制以监国。”

“岁初，太皇太后殡天；朕之亲母，亦由汝阴、东牟等贼子欺瞒于朕而居深宫，使国无长者，长乐无主。”

面不改色的将托孤重臣陈平、周勃开除出‘长者’行列，刘弘语带唏嘘道：“朕年幼临朝，遂使齐悼惠王诸子心生不恭，欲裂齐土而皆王（wàng）；朕未允，此僚更兴兵作乱，徒使天下苍生黎庶，苦于烽火之乱。”

“匈奴豺狼亦贼心不死，屡犯吾汉家北墙···”

说着，刘弘的语气，便逐渐庄严起来。

“值此边墙不稳、诸侯不恭，国朝内忧外患之际，都城长安，更有狼子野心之妄臣贼子，暗刺代王太子在先，蛊惑代王作乱在后！”

说着，刘弘面色稍一暖，从身旁拉过一位衣冠华贵，面容恭敬的男子：“幸代王仍念太祖高皇帝恩德，假起兵之名，率军助朕平讨乱贼，以复长安朗朗乾坤！”

“代王之忠义，实可谓朕之肱骨，国，之干臣。”

言罢，刘弘侧过身，满带着庄严，对身旁的代王刘恒一拜：“得代王，吾汉祚幸甚；天下！”

“幸甚！”

见刘弘当着北阙千百臣民拱手拜谢，刘恒顾不得诧异，赶忙跪倒在地：“陛下万莫如此！”

“臣受太祖高皇帝裂土而王之恩，得以封国家、建社稷；今国朝有难，臣纵刀山火海，亦万死不辞···”

看着北阙之上，天家叔侄二人情深义重的互动，宫墙下的朝臣百官，已是压抑不住抽搐的嘴角，不得不躬身俯首，将扭曲的面庞藏于衣袖之后。

“代王忠义，陛下仁孝；此诚祖宗庇佑，先皇庇佑，吾大汉幸甚、天下幸甚···”

百官能看透真相，北阙外或自发，或被召集至此的长安百姓，却是陷入了漫长的呆滞之中。

——代王，是忠臣？

不是说代王打败了陛下，正要引兵南下，兵临长安吗？

“朕御驾亲征者，乃长安有贼子作乱；朕得代王密奏，言及会兵平叛事，方得成行。”

刘弘接下来的话，就仿佛看透百姓的困惑般，为所有的事给出了答案。

“彼时，叛乱贼子散流言于长安，言代王兴兵作乱，实则，乃欲乱长安民心！”

“及至‘朕兵败逃亡’‘代王欲领兵至长安’等言，皆乃齐贼祸乱人心之举。”

言罢，在千百臣民注视之下，少年天子亲切的拉过身旁叔伯的手臂，朗声宣读道：“吾汉家君臣和睦，宗亲一心；贼子之险恶用心，必勿得逞！”

话到这里，阙下百姓的目光中，才缓缓涌现出‘了然’。

“原来如此啊~”

“流言蜚语果真不足信！”

百姓的议论声，也开始走向刘弘所希望的舆论方向。

“久闻代王忠厚仁孝，今日一见，果得善和之风！”

“县官如此年纪，便得代王如此相助，必当为明君！”

通过简单且幼稚的推算，得出‘刘弘是圣君’的结论后，阙下百姓零零散散跪拜在地：“圣君临朝，民等万幸~”

看着阙下衣衫破旧，却仍稀稀落落跪倒在地的人群，刘弘心中稍出一口气，面色稍一沉，逐渐涌上一丝怒意。

“贼子诈言代王起兵作乱，朕自不吝御驾亲征，以证代王清名。”

“然贼子更枉逆太祖高皇帝遗德，言朕非惠帝亲子；先皇非惠帝亲子；朕之手足昆季，常山、淮阳、梁王，及先常山王、淮阳王，皆非惠帝亲子！”

“此诚是可忍···”

说着，刘弘狠狠一拍面前石砖：“孰不可忍也！”

此话一出，方才还充斥着红色光芒的北阙，顿时鸦雀无声。

北阙之下，无论是平民百姓，亦或是朝臣百官，无一不深深低下头颅，只当自己什么都没听到，甚至自己不存在！

这，倒是在刘弘意料之中。

归根结底，汉室再如何全民皆兵，再如何至刚至武，此时云集于阙下的，也不过是从土里刨食的底层百姓而已。

对于他们而言，天大的事，也比不过田事、农事。

撇开这一点不说，这种类似‘皇帝是不是先皇血脉’的问题，也不是底层百姓胆敢言及的。

——在此时，议论天家之事，可还是重罪！

一个不小心，就是一顶‘妖言惑众’‘诽谤君上’的大帽扣下来，动辄死一户口本！

别说议论皇帝了，就算是针对国政发表看法，都可能被扣上一个‘妄议国政’的帽子。

在历史上，这种状况是在汉太宗孝文皇帝刘恒继位多年之后，以‘百姓无知，以言治罪，恐加朕之不德’为由，方被移出汉律。

自那以后，农民伯伯干活干累了、不爽了，抬头骂两句狗皇帝、贼老天，也开始不再被官府治罪。

到了武帝一朝，已身披开疆拓土之功的猪爷，在游猎上林苑时，不小心踩坏了农民伯伯的庄稼，更是被那位无官无爵的老伯伯，轮着几杖追了好几条街！

待那位老伯伯因没能追上‘不懂事’的皇帝刘彻，将此事捅到京兆尹，弹劾天子‘违法乱纪’之时，即便是脾性急躁，且贵为天子的猪爷，也只能是老老实实低下头，跟那位老爷爷道歉，并从少府拿出粮米数石，以赔偿损失。

——就这，刘彻还躲不过被那位老伯吐槽一句‘糟蹋粮食’！

作为两汉，乃至于整个华夏历史上数一数二的圣君，汉文帝刘恒的仁德，往往就体现在这一桩桩、一件件掌权者不会太在意，百姓却能得到极大利好的小事之上。

而‘除诽谤妖言令’，便是其中最不起眼的一件。

现在，‘诽谤妖言罪’还存在于汉律条例之内，百姓光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就不会对这种涉及天家的敏感话题发表言论。

百姓都不敢，朝臣百官就更不敢了。

——即便是历史上，文帝颁布‘除诽谤妖言令’后，对于天家私密，朝臣也仍旧不在‘可自由发表言论’的范畴之内！

文帝废黜诽谤妖言罪时说得很清楚：百姓无知失言，无知者无过！

汉文帝在‘无知者无过’这一点上的坚持，也不单单体现在‘某人说了错话’一事上。

历史上自文帝之后，直至王莽绝西汉国祚这一段时间内，汉室司法判决中出现最多的一句话，便是：不教而诛，谓之虐！

此言出处，乃《荀子·富国》一篇：不教而诛之，谓之虐；教而不化，诛之，谓之王道。

非但荀子认同这个观点，整个华夏，在那遥远的时代，都对此观点高度认同。

华夏隐晦内敛的文化底蕴，注定无论何事，都要披上一层‘仁义’的外衣；而在遥远的西元前，仁义不单单是皮，还是历代君王真切的追求。

就连征讨外族，华夏君王都要‘先试图教育感化’，感化不了，再以王道征讨。

——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

gu903();《韩非子?五蠹篇》中记载的这则传说，便是古华夏‘先教后诛’之价值最直观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