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北墙外千里，匈奴幕北草原。

即便是百般藏掖，冒顿糟糕的身体状况，也是没能瞒过草原诸部的眼睛。

盖因为匈奴的政体，与中原大地，或是后世的草原草原游牧政权，有一处非常明显的差异——政蛟合一。

匈奴的政体系统中，有一个十分特殊的体系：祭司。

不同于汉室的‘神为皇帝服务’，也不同于中世纪欧洲的‘人皇就是神’，匈奴的宗教体系，十分微妙的镶嵌入政治体系之中，又几乎不受任何制衡。

在匈奴这个以单于庭为首的部落联盟政体，几乎每一个有资格在部落名称后跟一个‘王’字的部落领导者，都会配备相应等级的萨满祭司，来主持部落里的宗教事务。

也就是说，被称为‘百蛮大国’的匈奴政权，其政治体系之中，有着数百上千高阶‘法师’，以游离于政体的独特身份，影响着匈奴人的政治、生活，乃至于国家战略。

大到单于庭，有最崇高的大祭司，主持单于日常的祭祀，以及每年年初的部落头人祭祀，乃至于五月的龙城大会；理论上，大祭司甚至具备对匈奴战略的否定权——只要大祭司能自圆其说，证明‘神’对此事表示反对，那即便是单于本人，也只有低头认命的份。

单于庭本部，即土生土长的匈奴本部，亦有庞大的祭祀团队聚居龙城，以类似‘长老院’的政治身份，参与到匈奴的政治活动当中。

历史上，骠骑将军霍去病破龙城之时，便曾于龙城俘获匈奴萨满祭司上百人，以至于对匈奴的宗教体系乃至于政治体系，造成了不可磨灭的重大打击。

再往小了说，如楼烦、白羊等本不属于匈奴血统，后因被征服而臣服的‘别部’，也都有着各自的祭祀，乃至于专属于自己的信仰。

具体而言，匈奴萨满祭司们的职责也十分宽泛——在部族受到灾厄时，萨满祭司们要在向神明奉上祭祀的同时，与部族头人商讨解决方案。

在部族即将面临战争时，萨满祭司们也要在为勇士们祈福的同时，与部族高层商讨简单层面的战术战略。

甚至于在迁徙途中，部族在大草原或是大幕中迷失方向时，萨满祭司们同样也要在主持祭祀的同时，为部族指明正确的方向。

从华夏人的角度来看，匈奴的萨满祭司群体，更像是拥有丰富生存经验以及人生阅历，并以此保障部族生存的‘老者’——当然，萨满祭司们还是不会忘记扯上神明的虎皮。

或许在外人看来，宗教是匈奴的愚民政策之一；但实际上，非但是这些掌控数万乃至数十万部众生死的部族头人，对自己的宗教有着十分虔诚的信仰，就连匈奴高阶贵族，乃至于单于本人，都对于神明怀有不容置喙的敬畏。

至于拥有唯一解释权的萨满祭司群体，也与欧洲的人皇们有所不同。

后世有一句俗语：要想让别人相信你的谎言，那你自己首先要对此笃定不已。

——萨满祭司们，便是匈奴人当中，对神明的存在最笃定，对冥冥之中怀有最高敬畏的群体。

而前段时间，各部族被强行征用到单于庭，为冒顿向神明祈福的萨满祭司们，如今大都已回到了各自的部族——即便是贵为单于，冒顿也不敢以任何理由，将在匈奴享受无上尊崇的萨满祭司们，强行扣押在单于庭。

所有，‘单于即将亡故’的消息，便成为了匈奴各部高层心照不宣的‘秘密’。

诚然，萨满祭司拥有对神明，以及‘神明之子——单于’的崇高虔诚，但这丝毫不影响白羊部出身的萨满祭司，将‘单于即将回归天神怀抱’的消息带回自己的部族，然后摇身一变，以部族高层或是顾问的身份，与白羊王就单于死后可能发生的变故，展开一次商讨会议。

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冒顿实际上已经没有隐瞒身体情况的必要了——要说这幕北大草原，还有哪个贵族不知道单于即将亡故的消息，恐怕就是仍旧维持汉俗，坚决抵制匈奴信仰，而没能将本族萨满祭司送入单于庭的韩王部了。

作为匈奴唯二的由汉室反叛诸侯王后代统治的部族之一，幕北的韩王部，日子比幕南的东胡王部要苦的多。

汉纪元太祖高皇帝十一年，即公元前196年，与历史上的淮阴侯同名，后又投降匈奴、回身攻汉的韩王韩信，死在了汉上将军棘蒲侯柴武手下。

与‘彼韩信’的似反未反所不同，此韩信的叛国，在舆论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也正是韩王信的叛逃反汉，让刘邦彻底放下了对异姓诸侯的那丝期待，决定将异姓诸侯尽数扫除。

盖因为韩王韩信，乃韩襄王姬仓庶孙——能查到族谱传承的那种！

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韩王信属于故六国贵族，或者说是‘先周’的遗老遗少。

汉室的思想意识形态中，作为华夏第一个统一政权的秦，是不被认同其存在的；刘汉的法统来源，普遍被认为是继承了‘周室’。

但在韩王信叛逃匈奴，并在匈奴单于冒顿的遥控下攻打汉室之后，舆论对‘周王室血脉’这块金字招牌的感官就急转直下，从而逐渐接受了刘邦那套‘亲密的人才可以信任’的理论，不再过度追求勋贵的血统。

对华夏历史而言，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进步——某种意义上来讲，韩王信叛逃匈奴，间接使得人类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血统论’和‘氏族制’彻底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对于汉室君臣而言，这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思想进步——无论是开创汉室的刘邦，还是伙同刘邦鲸吞天下的樊哙之流，几乎都算不上出身高贵。

因此，对于如今依旧生存于大草原的‘匈奴韩王’部，汉室普遍抱以坚决的抵制和厌恶；而对同样身为反叛诸侯王，居于幕南的东胡王部，汉室则相对友好许多。

汉室的态度，看上去似乎无法直接影响到东胡部和韩王部的生存处境，但现实却是：韩王部如今上到统领韩昭1，下到底层部众，都已经处于无法保证饱腹的凄惨境地了···

反观东胡部，汉室的友好态度，反倒是让单于庭忌惮于其再度回归汉室，从而最大可能的提供生存空间——东胡部的草场，在幕南算是仅次于右贤王本部的肥美草场了！

对于这种现状，身为韩王信嫡长子，故汉韩王太子的韩昭，纵有心改变，亦是无可奈何。

如今韩昭的部族，便处于后世内外蒙古交界处的蒙古大沙漠东北方向，一片算不上贫瘠，但也绝对和‘肥美’搭不上边的草场。

相较于那些在夹缝中艰难生存的小部族，韩昭确实不用担心部族的领地会不会引来其他部族的窥伺——因为韩王部的领地，处于一片广阔的平原之上。

没有高地，在草原便意味着不具备任何战略优势；远离水源，便意味着没有太大争夺价值。

再加上本就算不上肥美的草场，使得韩王部在幕北草原，赢得了难得的安宁。

但草原上的生活，并非汉王部如今的表现所展现出的如此简单。

——肥美的草场，为什么会引来数个乃至十数个部族大开杀戒，不惜拼着损耗部族青壮的代价，也要将其占为己有？

如果像韩王部所在这般中等的草场，能满足部族的生存，那草原部族为什么要以生命为代价，去争夺更加肥美的草场？

答案就是：别说韩王部脚下这种不上不下的草场了，就连毗邻南池，领地足有五百里方圆的幕南右贤王部，都不能凭借着其肥美无比的草场，来保证部族的生存处于绝对安全的态势。

汉室百姓，一夫挟五口而治百田，便足矣撑起家中生计。

百亩田，即便是按关中大亩算，也不过是一块宽百步，长二百四十步的农田而已。

至于投入，更是约等于零——百亩田所需粮种，至多不过一石！

而在匈奴，要想维持一个有五六口人的家庭温饱，则需要最少五匹马，二头橐驼，六头牛，以及二十只羊。

——就这，还只能勉强保证够吃！

若是碰到强大的部族压榨，乃至于单于庭分派贡献，那就连吃饱都无法保证。

且先不提这几十头牧畜能否按照理想中那样，吃到足够多的牧草，产出足量的奶2；光是这几十头牧畜所需要的投入，便远高于汉室百姓的耕作成本。

而相较于汉室一户人家所要耕作的百亩农田，匈奴一户五口之家需要畜养牧畜的草场，更是以‘方圆x十里’为单位。

这便是农耕文明，在游牧文明前的相对优越性——汉室百姓只需要百亩田地，就可以养活一家人，而匈奴人，则需要一片方圆数十里的草场，才能在保证草场不被破坏的前提下，将家中赖以为生的牧畜养好，从而获得生存资源。

到了韩昭这种部族领导者级别，那要考虑的事，更是只能有‘让人崩溃’来形容。

通过简单的计算就不难得出：一个匈奴人的日常生活，需要大约五头牛羊牧畜，以及至少方圆三公里的草场作为保障。

如今韩昭掌控下的韩王部，部众却高达数万人！

也就是说，排除进献单于庭、供养部族高层等因素，韩王部为了养活部众，就起码需要十万头各类牧畜，以及方圆五百里的草场！

——如今整个匈奴数百部族，能拥有如此规模草场的，除了匈奴本部的几位大人物之外，恐怕也只有左右贤王，才能勉强达成。

韩王部生存所需的五百里牧场，右贤王部倒是有；但右贤王部，难道就能保证生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