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以为，陛下创此财图，当于政务钱粮之事大有裨益。”

不是张苍捧臭脚，这种被刘弘命名为财图的记账方式，无论是对政府财务审核、记录，还是对地方官府征收粮税、口赋而言，确实具有相当可观的积极作用。

对于刘弘将此物拿出的意图，张苍心中也是有了数：御史大夫属衙自省，主要以财务改革为主；之后对九卿属衙的全面审核，也主要针对其财务状况做文章，为之后中枢全面财务改革做准备。

对此，张苍自然满是欣喜从现在开始，便将这种简洁明了的财务记录方式普及中枢，那不出几年，这种先进的记账方式就必然会被普及到地方。

届时，张苍再按照胸中抱负，推行审计制度，以治下田亩、人口、户口增长幅度来考核官员时，财图便将发挥极大地作用：大幅降低审计制度所需要的时间、人力成本。

见张苍领会到自己的意图，刘弘便适时止住话头，望向一旁的田叔如果可以，刘弘当然想将表格、条形统计图、算盘，乃至于纸都一下子弄出来。

但刘弘很明白，步子迈太大，是会扯到淡的

对已有秩序的任何改动，刘弘都坚信：没有永远好的政策，也没有完美的政策；一个新的政策乃至于秩序的提出，都需要反复商讨改善，并小范围试点，而后慢慢推行天下。

即便是此时看不出有什么问题的举措，在将来也不见得会适用；所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才应该成为政坛常态。

而新政策，尤其是刘弘以后世人的视角，跨越时间跨度提出的政策，更是需要反复确认是否与时代相符，推行过程中，要尽全力避免想当然，随时发现问题，纠正问题，改正问题。

除此之外，刘弘要想自己的政策得到真正的贯彻和发展，就不能以别问为什么，照做就行的态度去推动。

最起码，刘弘要保证手中的主要班底，即朝中大部分大佬，能在心中对新政策有个大概的了解，明白其政治目的。

这就使得刘弘必须一步一个脚印，每做出一个举动，都要以此时的人所能接受的方式，将自己的目的解释清楚，并尽量从此时已有的先贤经典当中，为自己的举措找出一个理论依据，来增强说服力。

就像财务改革之事，刘弘需要先在已有的账目记录方式上，改进得出统计表，然后为了财务统计表的运算，在算酬的基础上拿出算盘，再为了记录方便拿出纸张

刘弘还年轻，完全有充裕的时间，完成自己的大部分设想脚踏实地的来，润物细无声的改变时人的观念，才能避免将来人亡政息。

而对于田叔这个人，刘弘地感官可谓十分复杂。

刘弘对田叔的了解，绝大部分来源于后世的历史记载当中，以及穿越之后，在石渠阁翻看的档案。

后世的史料记载，将田叔刻画的相当矛盾：黄老学出身，有情感洁癖，为人刻薄廉直，不和道德有缺陷的人有来往，却是以盗墓发家？

早在前世，刘弘就对此持有很大的怀疑：且先不提田叔身为赵王张敖的门客，是否需要靠盗墓来获得财富，光是从时代背景来看，田叔会盗墓这件事就根本站不住脚。

在汉室百姓心目中，头等大事就是宗祠！

即便是国家，也是孝不离口，每每有婚丧嫁娶，封侯封王，庙算征战等大事发生，要做的第一件事永远是祭祖。

这也是汉室以孝治天下的现实基础只有在这种百姓不畏死而畏祖宗蒙羞，不畏亡而畏死后没有香火血食的风气下，以孝治国才可能从口号变为现实，为百姓所接受。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如果田叔年轻时真的曾经盗掘过别人家的祖坟，那别说是被推举为官了，能不能躲过乡党的口诛笔伐都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

既然司马迁都知道田叔靠盗墓发家，那这件事在庙堂上，起码是人人皆知才对！

但为人刻薄憨直的田叔，以赵王张敖门客的身份被举荐为官，屡任为诸侯王相、王太傅等对道德素养要求极高的位置，并且做得相当出色，却从未被政敌以此道德污点攻击。

光这一点，就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太史公笔下的田叔被刻意丑化，应该是因为政治问题。

文帝刘恒旁支夺嫡，孝惠皇帝的政治合法性自然被否认；作为孝惠皇后张嫣的父亲，张敖的政治成分自然也不再根正苗红；那作为张敖的门客，田叔被黑一句盗墓贼，也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了。

在石渠阁翻看档案过后，刘弘也确认了自己的猜想：被归在宣平侯一档的田叔，从出生年月，到父母的姓氏、出身，乃至于从小到大居住的地点、做过的事，都被事无巨细的记录在册，就是不见关于盗掘坟墓的记录。

本就对太史公的节操深感怀疑的刘弘，再度腹诽了一番，便稍拱手，对田叔道：“犹记得朕年幼之时，常闻母后提及子卿公忠义之名。”

“今朕以此渺渺之身临天下，斗胆召子卿公为少府，还望公念母后之薄面，助朕一臂之力。”

对于田叔重回中枢，刘弘可谓满怀期待。

在历史上，田叔在景帝朝出任景帝之子，鲁王刘余之王相；刚到任，就有百姓上百找到田叔，指责刘余抢夺百姓财富的事，希望田叔能为他们做主。

结果田叔将这些百姓中领头的二十个人抓捕，各打五十大板，训斥道：鲁王为上子，尔等为王民，却于此诋毁尔王，置忠孝仁义何？

刘余听说之后，觉得十分愧疚，就从国库中将抢夺的财物取出来，让田叔还给那些百姓，田叔又说：王夺之，臣还之，则民恶王而感恩于臣；此非人臣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