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几乎都出自于偶然，她努力地想找出其中的必然，一件事发生了，必然有缘由。

她想来想去，最后能想到的也就是读书。

人只有读书，才有见识，才能去尝试这个世界更多的可能性，才能拓宽思想，才能打破环境所给予的束缚。

她回到乡里，走到东郭村，走到松山村，有人富裕起来了，但是读书的孩子还是少，读书的女孩子更是少，她又走到了山里，走到了那些贫困的地区。

穷人家生好几个孩子，穿着从姐姐那里传下来旧外套的小姑娘抱着怀里的弟弟，那弟弟流着两通黑乎乎的鼻涕。

十五岁的小姑娘初中毕业不上学了，准备梳绒，干几年梳绒挣钱给弟弟攒钱凑彩礼盖房子，之后便嫁出去给娘家挣彩礼。

时代变了，但冬麦在那些年轻姑娘稚嫩的脸上依稀看到了昔日王瓜月的影子。

冬麦对沈烈说：“我们以为社会进步了，时代变了，其实那是因为我们自己前进了，改变了，在乡下，有些人看着富了，精神上还停留在过去。”

哪怕有些人富裕了，但骨子里依然是原来的那个农民，要生儿子传宗接代，要高额的彩礼，要给孩子盖房子娶媳妇，要给老x家传宗接代，要做生意挣钱，读那么多书没用，女孩子读书更没用。

甚至有些地方是这样的：把房子财产留给儿子，那是传统，把养老交给女儿，那是新风尚。

于是她得出结论：“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做慈善，遇到国家哪里有难处就捐钱，平时也给贫困助学和残疾人捐钱，但我觉得还不够，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放下一切负担了，做自己要做的事情了。”

沈烈对此自然赞同，其实如果冬麦不说，他也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为社会发光发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而冬麦所说的，正是他也想做的。

这件事，是回报社会，也是为了自己。

马斯洛需求的五个层次，他们处于自我实现的那个层次，没有比做慈善更能给他们带来满足感。

既然两个人都没意见，那说干就干。

有钱，有闲，有地位，有能量，也有心，事情就没有办不成的，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沈烈和冬麦分别创立了两个基金会，一个是粉色助力基金会，用于帮助贫困落后地区的妇女儿童，一个是贫困助学基金会，用于帮助那些因为家庭贫困而失学的儿童。

这件事并不容易做，甚至可以说困难重重，但越是深入去做，冬麦越是意识到，这件事有多么重要和紧迫。

不得不承认，最初的时候，是抱着一种“帮助别人”的心态，但是做久了，她开始觉得，这就是她自己的事，就是自己该做的，是比办企业更重要的事。

她想起来王瓜月，用自己一条胳膊给弟弟换来彩礼的王瓜月，会想起来谢红妮，被娘家挟裹着非要闹腾婆家的谢红妮，也会想起那个走了很长时间弯路如今生活困顿的孙红霞，更会想起村里其它的年轻媳妇姑娘。

她在贫穷的山村里看到睁着稚气大眼睛的小姑娘，天真而懵懂，不知世事险恶，小姑娘的父母憨厚保守却又传统。

她会忍不住心酸，她知道小姑娘面前可以有两条路。

如果没有外力伸出援手，她极可能会沿着她所有女性长辈的轨迹，就像那头永远围着磨盘转圈的老黄牛一样，世世代代循环下去。

只需要添加一点点外力，偏离了原来的轨道，就是一条不同的路了。

她又想起来当年的自己，甚至忍不住会想，当年但凡差了那么一点点，她会是什么样的？

成为一个忙忙碌碌的农村梳绒妇，头发上沾满了毛絮，成为一个斤斤计较的婆婆正和儿媳妇大打出手，还是成为一个摆摊卖小零食的，在风中推着小车叫卖看到城管吓得到处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