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天成说：“道理是这个道理，可对于科工委方面来说，他们关注的问题也有轻重缓急之分。现在军工装备生产是最重要的，而设备保障这方面，也就是你们说的备胎机制，是相对比较次要的。

“这些年，西方对咱们的禁运相比从前松动了一些，有人分析说，这是因为咱们国家加入世贸协定了，受到世贸规则的保护。说不定，以后西方的限制就会全部取消了呢。”

唐子风冷笑道：“考克斯报告才过去几年，这些人就开始做这种梦了。西方对中国的限制放松，不过是因为911的影响，美国要建立反恐同盟，一时也顾不上和中国较劲。一旦反恐结束，而中国的实力又上升到足以威胁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时候，新的一轮制裁就会到来，届时他们的限制力度，会比现在大得多。”

“小唐说得很对。”周衡说，“伟人说过，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句话永远都不会过时的。现在有些人，就是过于乐观了。”

谢天成说：“没错，我去科工委和他们谈的时候，科工委有一些领导也提到了这一点。事实上，稍有一点头脑的人，都不会过于乐观。当然，有些受西方思想影响比较大的干部，尤其是一些年轻干部，脑子还是比较糊涂的，非得摔一跤，才能长点教训啊。”

周衡笑着用手指了一下唐子风，说：“小唐也是年轻干部，他的脑子就很清醒嘛。我甚至觉得，他对国际形势的认识，比我们这些老家伙还冷静呢。”

唐子风赶紧摆手，说道：“周主任捧我了，我这不都是跟着您、谢总还有许老学的吗？没有你们的指导，我说不定也和其他年轻干部一样盲目乐观呢。”

唐子风这话，就有些半真半假了。许昭坚等人对他的影响自然是有的，但如果他不是一位亲身经历过后世贸易战的穿越者，仅凭这些老人对他的影响，恐怕他也很难形成这样坚定的世界观。

新世纪之初，国内的精英一代，普遍是对国际地缘政治充满盲目乐观的。类似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这样的话，在互联网上会被当成冷笑话，一经说出就会招来各种嘲讽。

唐子风是一个另类，他始终坚信中国当前面临的稍微宽松一些的环境不过是昙花一现，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由于911事件而给中国带来的一个短暂的战略机遇期。等到美国从反恐战争中抽身出来，蓦然发现中国已经成长成为一个庞然大物，一场大规模的贸易战就会到来，届时大家就会发现，所谓“国际规则”、“全球化”等等，都不过是西方国家用脏的遮羞布，是随时可以扯下来扔进粪坑的。

唐子风的认知，来自于穿越者的金手指。相比之下，许昭坚、谢天成、周衡等一干老人却是从他们切身经历中得出了真知，那就是国家的命脉永远都得握在自己手上，这个世界上没有救世主，能够救中国的，只有中国人自己。

幸运的是，在新中国七十多年的历史上，决定国家大政的都是这些智者。舆论场上各种风潮涌动，从未影响过中国追求独立自主的决心。

“就滕机这件事，科工委那边，的确有他们的难度。”谢天成把话头重新收回来，说：“因为事先没有考虑到博泰的举动，科工委有些被动了。现在他们那边也是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当给滕机一些补偿，当然，金额方面，恐怕达不到小唐你们的要求。

“另一种意见，就是说双方并没有签合同，滕机的研发成本过高了，现在要求补偿，是漫天要价，而科工委经费非常紧张，这个时候不能迁就滕机的要求。”

“好一个漫天要价。”唐子风怒道，“如果我们真的是漫天要价，那么在博泰对他们禁运的时候，我们就应当漫天要价了。那时候我们应当逼着他们先出钱，我们不见兔子不撒鹰，我就不信他们不屈服。”

“现在说这个也没用了。”周衡说，“咱们还是讨论一下，要如何说服科工委才好。许老跟我谈过，说这件事最好能够在我们这个层面上解决，不要搞到更高层去。当然，他也表示了，如果科工委，或者82厂坚持错误，他也可以帮我们把问题反映上去，但那样一来，事情就比较大了，对大家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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