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卖乖！搞得我姓王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本乡本土的，今后在芙蓉镇还有什么威信、脸面？”

王秋赦习惯于镇上的人称呼他为“王镇长”，却不知居民们私下里喊他“王秋蛇”。众人嘴难封，耳不听为干净。尽管李国香书记事先跟他挂了电话打了招呼，他接到县委关于给秦书田、胡玉音落实政策的两个材料后，还是心急火燎，暴跳如雷。关上办公室的房门，独自一人擂了一顿办公桌，把一只玻璃杯都震落下水泥地板上打得粉碎。

其实，王秋赦也是错怪了李国香。党中央三令五申平反历次政治运动积存下来的冤假错案，如春雷动地，春风浩阔，岂是小小的李国香们所能阻挡得住的？

李国香倒是深知王秋赦的为人心性的。彼此都还有点藕断丝连，“恋旧”。这些年来，王秋赦本来是可以找个女人成家的，可是为了对李国香的感情专一，死心塌地，他做出了牺牲。单单这一点，李国香就心领神会，十分感动。因此隔了几天，李国香又从县委给他挂来一个电话，声音清晰和悦。电话里讲了些什么，因是“专线”，电讯局总机的接线生尚且不敢偷听，其余人就更是不得而知了。但见王秋赦接过电话，跌坐在藤围椅里，额头上冷汗直冒。这回王秋赦没有关起办公室房门来擂桌子，震落玻璃杯，而是在心里咒骂：

平心而论，王秋赦这些年来和李国香明来暗往，是互为需要，有得有失。有什么可抱怨的呢？而且得重于失。失掉的是什么？自己的泥脚杆子身份，得到的却是芙蓉镇镇长一职。这全亏李国香在杨民高书记面前好说歹说，一力推荐。要依了杨民高同志原来的性子，王秋赦这种扶不上墙的稀牛屎，易反易复的小人，是再也不得起用的。黎满庚就是一例，还不是一九五六年撤区并乡时不听老杨一句话，就一辈子都脱不了脚上的草鞋、背上的蓑衣？王秋赦又怎么啦？若单是论品德、才干，他还赶不上黎满庚一指头呢。但是“批林批孔”那年的春节前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杨民高书记对王秋赦的看法。

原来杨民高书记全家，又特别是杨书记本人，每年冬春两季，有个酷爱吃冬笋的嗜好。片儿丝儿，嫩嫩的，脆脆的，炒瘦肉片，焖红烧鸭块、鸡块，炖香菇木耳片儿汤，都是绝不可少的。吃在嘴里嘎嘣脆，美不可言。冬笋又不是燕窝银耳，海参熊掌，山里土家伙，什么稀罕东西？本来作为一县首长，一冬一春吃个一两百斤冬笋何足挂齿？可巧那年竹子开花结米，自然更新换代，一山一山的都枯死了。冬笋竟和鱼翅一样成了稀罕之物。李国香在一个晚上，口角噙香地向王秋赦提供了表忠进身的机缘。第二天正逢芙蓉镇圩日，王秋赦在女主任的默许下，为了打击投机倒把，维护社会治安，堵塞资本主义，派出民兵小分队，把守圩场的各个进出口，宣布了一次紧急戒严。其时正是年关节下，山里社员们挑了点山货土产，来圩上换几个钱花。谁知圩场路口只准进，不准出。而且每个进圩场的人都要接受佩黄袖章的民兵的检查，凡窝藏在筐筐箩箩里的冬笋一律予以没收，其余一概不问。为什么单单没收冬笋，纯属上级机密，不得过问。一时，满圩场上人人失色，面面相觑。一个小道消息透露出来，一传十，十传百，人们交头接耳，添枝加叶，神色鬼祟慌乱，说是新近山里侦破了一个反动组织，叫笋壳党。反革命分子们把秘密文件匿藏在冬笋壳里进行反革命联络。所以这一圩上撒下了天罗地网，还不知要捕获多少反动组织的头头脑脑、脚脚爪爪呢！那些丢失了冬笋的人，哪里还顾得上那点子经济损失？只恨不得生出一双翅膀来，飞离圩场这是非之地，回到自己的家里去。在家千日好，出门动步难呢。

“笋壳党”的高级绝密，是谁制造出来的？是民兵小分队的个别不忠分子有意给王镇长出难题？还是纯属赶圩群众的臆造，以讹传讹，弄假成真？倒搞得王秋赦和李国香也面面相觑，十分尴尬，怕事情闹大捅穿了。后来不停地在大会、小会上辟谣、追谣、肃谣，声明这次的芙蓉镇戒严纯系为了打击投机倒把，才算把事情平息了下去。

再说芙蓉镇收缴冬笋后的当夜，由王秋赦亲自出马，把所获一百多斤珍贵的冬笋分装两只麻袋，用一辆自行车绑了，赶五六十里夜路送进县城，交在杨民高书记的小厨房里。真是人不知，鬼不觉。杨民高书记第二天早晨起来看见了，皱着眉头把王秋赦批评了一顿：尊敬领导，爱护上级，不要来这一套嘛。奉送农副产品，是不正之风嘛，庸俗嘛。反对法权，负责干部尤其不要搞特殊化嘛。杨民高书记还把两麻袋冬笋提到路线觉悟、反修防修的高度来认识，并当即亲自和王秋赦抬扁担过了秤，按供销部门的收购价格算了账，只是没有立即付款。王秋赦心都凉了半截，只怨李国香的内线情报提供得不确切。杨民高书记的批评，他一直听到“既往不咎、下不为例、今后注意注意”，才觉察到事情有了转机。接着下来，杨书记亲自陪他吃了早饭。早饭当然只是富强粉馒头、豆浆、皮蛋、臭豆腐乳、一小碟白糖，简简单单。席间杨民高书记还关切地问了问王秋赦的工作、个人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困难等等。当然，有关“笋壳党”的传闻，王秋赦是被谣言所中伤，杨民高同志则是受了蒙蔽，只字不知。他只晓得冬笋长在竹山里，山里社员用锄头一棵一棵从土里刨出来的，而且对春竹的生长还很有些影响呢。

不久，李国香就被杨民高书记召回县里，详细汇报了公社干部队伍的基本情况，当然包括了芙蓉镇大队支书王秋赦近些年来悔改前非、力求上进、对上级领导忠心耿耿等等有关情况。杨书记自然是根据“不能把活人看死”、也“不能把死人看活”的原则，对王秋赦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搞“三忠于”讲用时的“鹦鹉学舌”，予以谅解。重在现实表现。过了些日子，芙蓉镇上就传出了风声，说是为了培养和重用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基层干部，县委准备提拔本镇大队支书王秋赦为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可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也是好事多磨。王秋赦为了收缴冬笋，擅自在芙蓉镇实行紧急戒严的事，还是被人告到了省里和地区。十里之郡，必有良才。何况芙蓉镇还是个三省十八县的贸易集镇。究竟是谁个告的？当日赶圩的人鱼龙混杂，什么阶级成分、社会关系的没有？难以一一查实。根据当时政府办事的一般手续，人民群众告到省里的状子，必定批转地区，地区再又批转县里，县里批转公社，都落到了李国香的手里。这些批语，大都也是一样的口气：“请查实情况，予以处理。”“根据党的有关政策查实处理。”“责成党委有关部门处理。”“转所在公社酌处。”……年月日当然不同，是批文当日填写上去的，就是鲜红、权威的印鉴，虽然都是标准的圆形，但也还有个大小之分，印泥颜色也有浓有淡。

状子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县委有关部门呈报到地区有关部门的关于提拔、任命王秋赦同志为公社革委副主任的呈文，一直没有批下。连杨民高书记都只好摇头叹气，压制新生力量的顽固势力是何等的根深蒂固啊。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县委决定把芙蓉镇设置为小于公社一级乡镇，就把王秋赦安排为拿工分、吃补贴的新型干部——镇革委会主任。县委职权范围的事，也就无须什么上级批准了。当时学生兴“社来社去”，新干部兴“不拿工资拿工分”，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为着向资产阶级法权挑战而树立起来的新生事物。王秋赦既是新型干部，多在基层锻炼锻炼，日后前程无量……

“娘卖乖，斗来斗去二十几年，倒是斗错了？秦癫子不但判刑判错了，就连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帽子也戴错了！不但要出牢房，还要恢复工作！工资还不会低，比我这一镇头头的收入还高得多……而且，看来杨民高书记对我还留了一手，当了几年镇长，连个国家干部也没给转。还是吃的农村粮，拿工分，每月只三十六块钱的补助……”

王秋赦在镇革委办公室里，面对着县委的两份“摘帽改正”材料，拿不起，放不下。办？还是不办？拖着，等等看？可是全国都在平反冤假错案，报纸上天天登，广播里天天喊，你王秋赦不过是个眼屎大的“工分镇长”，颈骨上长了几个脑壳？

“娘卖乖，这么讲，秦书田右派改正，胡玉音改变成分，供销社主任复职，税务所所长平反……还有‘北方大兵’谷燕山哪！带出来这么一大串。十几、二十几年来山镇上谁没有错？就只那个‘北方大兵’谷燕山好像没大错。但若不是十几年来这么斗来斗去，自己能斗到今天这个职务？还不是个鸡狗不如的‘吊脚楼主’？要一分为二哪，要一分为二。”

王秋赦最为烦恼的还不是这个。他还有个经济利害上的当务之急：要退赔错划富农胡玉音的楼屋，镇革委早就将“阶级斗争展览室”改做了小小招待所。小招待所每月有个一两百元的收入，又无须上税，上级领导来镇上检查、指导工作，跟兄弟单位搞协作，大宴小宴，烟酒开支，都指望这一笔收入。“向胡玉音讲清楚道理，要求她顾全大局，楼屋产权归还她，暂时仍做小招待所使用，今后付给她一点房租，五块八块的，估计问题不大……”

王秋赦迫在眉梢的经济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要退赔社教运动中没收的胡玉音的一千五百元款子。十几年来，这笔款子已经去向不明。前些年自己没有职务补贴，后些年每月也只三十六元，吃吃喝喝，零碎花用，奉送各种名目的礼物……哪里够？你当王秋赦还买了一部印票机么！

“娘卖乖！这笔款子从哪里出？从哪里出？先欠着？对了，先欠着，拖拖再说。十几年来搞政治运动，经济上是有些模糊……一千五百元当初交在了谁手里？谁打了收据？哈哈，一笔无头账，糊涂账……胡玉音，党和政府给你平了反，昭了雪，恢复小业主成分，归还楼屋产权，还准许你和秦书田合法同居，你还有什么不满足？”

话虽这样讲，王秋赦的日子越来越难混了。近些日子新街、老街出现的各种小道消息、马路新闻也于他十分不利，纷纷传说上级即将委任“北方大兵”谷燕山为镇委书记兼镇革委主任。上级并没有下什么公文，但居民们已经在眉开眼笑了。这人心的背向，王秋赦不痴不傻，是感觉得出来的。真是如芒在背，如剑悬颈。如今他也不敢轻易在大会小会上追谣、辟谣、肃谣了。打了几次电话到县委去问，县委办公室的人也含糊其词，没有给个明确的回答。他神思恍惚，心躁不安，真是到了食不甘味、卧不安枕的地步了。他经常坐在办公室里呆痴痴地，脸色有些浮肿，眼睛发直，嘴里念念有词，谁也不晓得他念些什么。他神思都有些迷离、错乱……有一天，他终于大声喊了出来：

“老子不，老子不！老子在台上一天，你们就莫想改正，莫想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