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镇国营饮食店后头，公共厕所的木板上出现了一条反动标语。县公安局派来了两个公安员办案，住在王秋赦的吊脚楼里。因王秋赦出身贫苦，政治可靠，又善于跑腿，公安员自然就把他当作办案的依靠对象。至于“反标”写的什么？只有店经理李国香和两个公安员才心里有数，因为不能扩大影响，变成“反宣传”。吊脚楼主王秋赦虽然也晓得个一鳞半爪，但关系到上级领导的重大机密，自是人前人后要遵守公安纪律，守口如瓶的。至于镇上的平头百姓们，就只有惶惑不安、既怀疑人家也被人家怀疑的份儿。

李国香和王秋赦向公安员反映，莫看芙蓉镇地方小，人口不多，但圩场集市，水路旱路，过往人等鱼目混珠，龙蛇混杂。就是本镇大队戴了帽、标了号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有二十几个；出身成分不纯、社会关系复杂、不戴帽的内专对象及其亲属子女，就更不止这个数。圩镇上的人，哪个不是旧社会吃喝嫖赌、做生意跑码头过来的？有几个老实干净的人？还有就是镇上的国家干部和职工，党团员，也成年累月和这些居民厮混在一起，藤藤蔓蔓，瓜葛亲朋，拜姊妹结老表，认干爹干娘，阶级阵线也早就模糊不清了。

两个公安员倒是颇为冷静地估计了一下镇上的阶级阵线、敌我状况，没有撒大网。他们依历来办案的惯例，和女经理、王秋赦一起，首先召集了一个“五类分子训话会”。

镇上的五类分子，历来归本镇大队治保主任监督改造。一九六二年夏天，台湾海峡局势紧张，上级规定大队治保主任由大队党支部书记兼任。黎满庚支书定期召开五类分子训话会。他还在五类分子中指定了一个头目，负责喊人、排队、报数，以毒攻毒。这个五类分子头目就是“秦癫子”。

秦癫子三十几岁，火烧冬茅心不死，是个坏人里头的乐天派。他出身成分不算差，仗着和黎满庚支书有点转弯拐角的姑舅亲，一从剧团开除回来就要求大队党支部把他头上的右派分子帽子改作坏分子帽子。他坦白交代说，他没有反过党和人民，倒是跟两个女演员谈恋爱，搞过两性关系，反右派斗争中他这条真正的罪行却没有被揭发，所以给他戴个坏分子帽子最合适。黎满庚支书被他请求过几回，心里厌烦：坏分子，右派分子，半斤八两，反正是一箩蛇，还不都一样。就在一个群众会上宣布秦癫子为坏分子。过了不久，黎支书见秦癫子文化高，几个字写得好，颇有组织活动能力，就指定他当了五类分子的小头目。

秦癫子当上五类分子小头目后，的确给黎满庚支书的“监、管、改”工作带来了许多便利。每逢大队要召集五类分子汇报、训话，只要叫一声：“秦癫子！”秦癫子就会立即响亮答应一声：“有！”并像个学堂里的体育老师那样双臂半屈在腰间摆动着小跑步前来，直跑到党支书面前才脚后跟一并，来一个“立正”姿势，右手巴掌平举齐眉敬一个礼：“报告上级！坏分子秦书田到！”接着低下脑壳，表示老实认罪。黎满庚和大队干部们起初见了他的这套表演颇觉好笑，后来也就习惯了。“秦癫子，竖起你的耳朵听着！晚饭后，全体五类分子到大队部门口集合！”“是！上级命令，一定完成！”他立即来一个向后转，又像个体育老师那样小跑步走了。晚上，他准时把五类分子们集合到大队部门口的禾坪上，排好队，点好名，报了数，一律低下脑壳，如同一排弯钩似的，才请大队领导查点、过目。

在五类分子中间，秦书田还有一套自己的“施政纲领”。他分别在同类们中间说：

“虽讲大家都入了另册，当了黄种黑人，但也‘黑’得有深有浅。比方你是老地主，解放前喝血汗，吃剥削，伤天害理，是头等的可恶；比方你是富农，从前自己也劳动，也放高利贷搞剥削，想往地主那一阶梯上爬，买田买土当暴发户，是二等的可恶；再比方你反革命分子又不同，你不光是因财产、因剥削戴的帽子，而是因你的反动思想、反动行为，与人民为敌。所以五类分子中，你是最危险的一类。你再要轻举妄动，先摸摸你颈脖上长了几个脑壳。”

“你呢？你自己又算个什么货？”有的地、富、反分子不服，回驳他。“我？我当然是坏分子。坏分子么，就比较复杂，有各式各样的。有的是偷摸扒抢，有的是强奸妇女，有的是贪污腐化，有的是流氓拐骗，有的是聚众赌博。但一般来讲，坏分子出身成分还是不坏。在五类分子中，是罪行较轻的一类。嘿嘿，日后，我们这些人进地狱，还分上、中、下十八层呢！”

他讲得振振有词，好像要强调一下他“坏分子”在同行们中间的优越性似的。但他只字不提“右派分子”，也从没分析过“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百年之后进地狱又该安置在哪一层。

秦癫子当过州立中学的音体教员，又任过县歌舞团的编导，因而吹、打、弹、唱四条板凳都坐得下，琴、棋、书、画也拿得起。舞龙耍狮更是把好角。平常日子嘴里总是哼哼唱唱的，还常“宽大大宽扯宽”地念几句锣鼓经。前几年过苦日子，乡下阶级斗争的弦绷得不那样紧，芙蓉镇大队一带的山里人家招郎嫁女，还请他参加鼓乐班子，在酒席上和贫下中农、社员群众平起平坐，吃吃喝喝，吹吹打打地唱花灯戏呢。这叫艺不碍身，使得他和别的五类分子在人们心目中的身价有所不同。还有，就是本镇大队根据上级布置搞各项中心，需要在墙上、路边、岩壁上刷大幅标语，如“大办钢铁，大办粮食”、“反右倾、反保守”、“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三面红旗万万岁”等，也大都出自他将功赎罪的手笔。

去年春上，不晓得他是想要表现自己脱胎换骨的改造决心还是怎么的，他竟发挥他音乐方面的歪才，自己编词、谱曲，自己演唱出一支《五类分子之歌》来：“五类分子不死心，反党反国反人民，公社民兵紧握枪，谁敢捣乱把谁崩！坦白吧，交代吧！老实服法才光明，老实服法才光明！”他对这支既有点进行曲味道、又颇具民歌风的《五类分子之歌》，颇为自负、得意，还竟然要求在大队召集的训话会上教唱。但五类分子们态度顽固，死也不肯开口，加上大队支书黎满庚也笑着制止，才作罢。后来倒是让村镇上的一些小娃娃们学去了，到处传唱开来，算是有了一点社会影响。

对于秦癫子，本镇大队的干部、社员们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的人把他当本镇的“学问家”，读的书多，见的世面大，古今中外，过去未来，天文地理，诸如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美国的共产党为什么不上山打游击、工人为什么不起义，地球有不有寿命，月亮上有不有桂花树、广寒宫等等，他都讲得出一些道道来，而且还要捎带上几句马列主义、唯物史观。使得山镇上一些没有文化的人如听天书一般，尊他为“天上的事情晓得一半，地上的事情晓得全”；有的人讲他伪装老实，假积极，其实是红薯坏心不坏皮；有的人讲他鬼不像鬼，人不像人，穷快活，浪开心，活作孽；也有的人讲，莫看他白天笑呵呵，锣鼓点子不离口，山歌小调不断腔，晚上却躲在草屋里哭，三十几岁一条光棍加一顶坏分子帽，哭得好伤心。还有民兵晚上在芙蓉河边站哨，多次见他在崖岸上走过来，走过去，是想投河自尽？又不像是要自尽，大概是在思虑着他的过去和将来的一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