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高峰问道：“之前患者需要迅速回阳固脱，现在虽然阳根不固，但是也不需要继续行险了吧？”

“郑主任，十来年前考古发现了汉代的度量衡器‘权’郑主任知道这事吗？”

方乐突然问。

“听说过。”

郑高峰点了点头。

“仅仅是听说可不行啊。”

方乐道：“这个‘权’的发现意义重大，之前用的计量单位都是古计量单位，所以杏林界对于《伤寒论》里面的处方剂量一直都有争议......”

“没有一个准确的定量，后世医家在用药的时候往往剂量难以掌控，从明代到现在，医家都是根据古之一两约今之一钱的臆想来用药的，再加上经方实际剂量往往都是以原方这般剂量使用，但是随着‘权’的发现，我们按照古今度量衡折算法，汉代的一两差不多是今天的15.625克，一斤差不多就是250克，如此一来，实际使用的经方剂量也就是原方的十分之一......”

边上孙清平和程载明都认真的听着。

方乐说的经方实际剂量以原方折半，这个是明代到现在一直惯用的思维。

这一点方乐之前单独和孙清平说的时候说起过。

前人创出的方剂，后人没有那么大的胆魄，剂量缩小，本就没有原方剂量足，再加上计量单位计算的出错，和原方差距更大。

“就权威性而言《伤寒论》绝对是相当权威的一部典籍，张仲景立方剂量大，药简、力专、效宏.......”

方乐缓缓道：“可以说《伤寒论》是中医学第一部急性热病学专著，东汉末年，寒疫大流行，伤寒的特点是发病急，穿变速，这也是《伤寒论》诞生的基础......”

“到了明代，汉代剂量已经不可靠，再加上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只是以收录为主，其中臆想和猜测居多，导致不明真相的医家以此为准。”

方乐说的这些都是后世不少人总结出来的。

历史上对中医贡献最大的几个人，医圣张仲景绝对是第一人，其次是葛洪和孙思邈、李时珍等一些人，华佗的名气虽然大，但是因为传世的典籍少，贡献比起张仲景等人要差一些。

其中李时珍算是比较有争议的，因为在不断的实践中，不少中医人都发现了《本草纲目》中的一些错误，特别是剂量方面，还有药效等。

所以也导致一些中医人抨击李时珍，说李时珍是中医的误导者......

不过在方乐看来，不能把责任都归在李时珍身上，李时珍和张仲景最大的不同是，张仲景是临床医生，所书随著都是自身实践，自己一生的经验和感悟。

而李时珍只是医学家，属于教学派，临床经验并不算丰富，而《本草纲目》最大的贡献其实在于归类和总结，把一些民间偏方、或者道听途说都归类起来，就像是一种草药的目录，方便查阅，却不能完全当作参考。

方乐说的这些，郑高峰和程载明都没有太过注意，他们学医较早，思维早就定了，后续主要精力也都在临床，至于方乐说的“权”的发现，这些人也只是听说，却没有去深究，方乐现在一说，他们才知道还有这么一回事。

“就说四逆汤。”

方乐继续说道：“四逆汤是张仲景急救亡阳危证的峻剂，有斩关夺门、破阴回阳、起死回生的功效，原方炙甘草是2两，干姜是两半，生附子是1枚，一般生附子一枚大一点的是20-30克.....按照去原方一般的量为准，四季汤的炙甘草剂量也该是30克，制附子的药效往往只有生附子的一半，制附子至少也要用到60克......”

“但是实际上，药典里面对方剂四逆汤的剂量规定，制附子只是5-10克，炙甘草只有6克，如此剂量，怎么能够回阳救逆，救生死于顷刻......”

“以5-10克的剂量标准衡量，200克附子，已经是20-40的超量了，吓死个人，可要是以60克为准，也只是三倍而已。”

说着方乐喝了口水，等郑高峰和程载明都消化了一下，这才道：“再说这个病症，我们既要开表闭，引领冰伏之邪外透，又要助阳，防止汗出的时候阳气脱垂，那么麻黄细辛附子汤里面的附子剂量就不能小......”

“《伤寒论》原方麻黄细辛附子汤里面附子的剂量和四逆汤一样，炮，去皮，破八片，制附子至少也要用到60，而60克还是按照原方一半剂量衡定，如果不取一半，用到120克，也在范围之内，现在病情特殊，用到200克，并不离谱。”

等方乐说完，值班室足足安静了好一会儿，孙清平这才道：“方乐说的很对，之前我们了解不足，所以在临床上总感觉是在大剂量用药，其实是我们自己早已经在心中对原剂量进行了阉割......而且火神派用药往往比常规剂量更大，以小乐的解释，确实不算可怕。”

郑高峰和程载明都看了一眼方乐。

今天他们可算是被方乐上了一课。

方乐说的这些他们之前都没考虑过，可现在细细想来，现在的小剂量在临床上确实经常难以奏效。

因为这个，不少中医人都有点怀疑中医了，特别是初学者，更是容易怀疑人生。

可谁又能想到，有时候并不是中医方剂不对，而是剂量被严重限制，才导致方剂难以奏效。